Nature：中国是时候采取办法遏制学术不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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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主编

Nature：中国是时候采取办法遏制学术不端了

学术不端，论文润色，SCI润色，埃米编辑

近年来，中国学者大量的论文撤稿事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44所高校的77名作者，被学术打假人发现问题论文。

复旦大学唐莉教授在Nature发表了一篇名为《Five ways China must cultivate research integrity》的文章，并认为：科学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已经超过了国家提高严谨性和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能力。现在是采取解决办法的时候了。

1 学术不端现象屡禁不止

近日，医学杂志European Review for Med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撤回了中国学者26篇文章，绝大部分都是非编码RNA领域，主要原因是批量产出类似研究，涉嫌学术不端。涉及了大连医科大学，南昌大学等众多单位。

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发现2012年至2016年，有107篇刊登在《肿瘤生理学》期刊上的论文被全部撤稿，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涉及国内119家机构。其中，影响较大机构有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这些被撤论文的同行评议过程存在严重问题，大多数伪造了审稿意见。官方声明原文为：

After the retractions as a result of fake peer review (amongst others) in 2015 and 2016 that involved Tumor Biology, the decision was made to screen new papers before they are released to production. Based on this extra screening, new names of fake reviewers were detected and in order to clean up our scientific records, we will now start retracting these affected articles.

据该出版社调查，这些同行评议造假大多采用了真评审、假邮箱的方式。

与这些学者的行为相比，有些学者的操作就更为大胆了。

根据中国青年报（刘言）报道，几年前，一位欧洲数学家与中国同行合作发表了3篇论文，在其中一篇里，他特别指出，这项研究是自己在访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期间完成的，“非常感谢该系的盛情款待”。

直到2020年，3篇论文被期刊撤稿，“欧洲数学家”也现了原形——被撤稿的论文除了涉嫌抄袭和在同行评议中造假，还拥有共同的、不存在的通讯作者——丹麦罗斯基勒大学数学学院的比阿特丽斯·尤西（Beatriz Ychussie）。

罗斯基勒大学证实，该校没有这位学者，也无法与此人取得联系。

3篇论文涉及两位中国作者：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大数据学院讲师闫振海、河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李志强。

到目前为止，这两位学者都没有解释自己是如何心有灵犀“结识”了那位查无此人的欧洲数学家。

来源：唐莉／Web of Science

除了论文造假，论文买卖现象也非常严峻。

据科学网新闻频道（梅进）报道，2013年11月2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长篇报道——《中国论文发表市场》（China's Publication Bazaar），《科学》特约编辑Mara Hvistendahl和同事通过5个月的暗访调查，揭露了中国繁荣的论文发表黑市。

Mara Hvistendahl说，在学术性期刊——特别是SCI收录期刊上发表文章，在中国是获得晋升的途径之一。研究人员常常愿意支付数万元人民币来将他们的名字添加到其他人的研究论文中。报道中提到，《科学》一名记者伪装成研究人员，获得了中国一家论文代理公司的报价——单个共同第一作者要价14800美元；共同第一作者加共同通讯作者要价26300美元。

报道还说，《科学》记者通过电话或QQ联系了中国27家类似代理公司，询问购买作者身份和代写论文事宜，其中只有5家拒绝了这些要求。

2016 年，央视新闻报道广州名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企业参与论文造假与买卖的行为。论文公司有着相当完备的“产业链”，不同部门有的负责网上推广，有的负责联系客户，有的负责维护网站，有的负责论文改写，相互配合。从学位论文到职称论文，从高校学生到专业岗位从业人员，价格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如今，论文买卖现象依然未得到有效约束。在某知名社交问答软件上，依然有不少类似回答：

图源：知乎

2 唐莉教授：学术不端的原因

（本部分内容授权转载自公众号：Nature自然科研。仅节选，略有改动。点击https://mp.weixin.qq.com/s/b0v-NSJl8ivP67CzmzlL_A阅读原文）

根据唐莉教授文章，中国学术不端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标准不统一。关于学术不端和相关处罚的任何讨论都受制于互相冲突的规范：历史vs.当下，国内vs.国际。例如，中国的教科书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在未经恰当引用的情况下重复使用文本。直到1999年“全国性学会科技期刊道德公约”出台之前，人们尚不认为一稿多投甚至中英文双重发表是不合适的。科学家问卷中超过20%的调查受访者认为一稿多投和自我剽窃在他们的领域较为普遍，而这些在国际科学界被视作不端行为。这使中国的科研管理者陷入了两难：如果不对错误行为进行惩处，科学界也许会变得更加宽容，可能导致更多的不端行为和屡屡再犯。这将浪费公共资金，削减人们对科学的信任，并损害中国的声誉。随着国外一些大学与资助机构对中国科研诚信与学术伦理上的担忧，一些中国学者已经发现维持或扩大国际合作面临困难。

代价高昂。科研不端行为应予以监管，监管策略可分为警察巡逻式或火灾警报式。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同时采用了这两种策略。警察巡逻式策略可以阻止某些类型的不端行为，特别是在提供资助、授予学位或接受论文之前。但警察巡逻式策略需要专用的软件和基础架构，因此执行成本很高。每年五月（刚好在毕业前），大学生、高校教职员工和支持人员都会花费许多小时来检查论文是否存在剽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火灾警报式策略会占主导地位。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经常持观望态度，直到媒体、权益受侵害的一方或举报者联系他们为止，并且他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那些会上头条的案例上。这在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火灾警报式会导致选择性调查和不确定性。它惩罚了过去的错误，但对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不当行为起不到多少威慑作用。

举报之路步履维艰。对任何国家的中央政府机构而言，由少数机构承担监管不当行为的担子都过于沉重，中国也不例外。这一权力被下放给了科研人员工作的高校和研究所。但这些组织担心声誉受损和经费资助损失，通常不愿去调查被指控的不当行为。他们往往只有在其成员被检举后才会做出反应。科研不端的举报者承担着巨大的职业和个人风险，这一点在中国社会这样一个重视集体主义和相互依存胜过个人主义和独立自主的社会表现尤为突出。在2017年面向中国学者的一项调查中，超过半数在过去三年中发现过学术不端行为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此什么都没有做。

责任分散。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诚信改革面临最困难的挑战可能是：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团队成员对共同工作中的不端行为负责。专业化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科研合作的规模渐大，重要性渐增。这让责任和声誉的分配变得更加复杂。是否应该让每位列出的作者都对整篇文章负责，还是只对自己的部分负责？通讯作者是否应该为他人的造假和错误承担大部分责任？尽管越来越多的期刊要求对作者的贡献进行详细描述，但要确定谁应该为合作成果负责是很困难的。这一点在较早期的文章经证实存在造假行为而被撤下时尤为棘手——这些文章通常未指明不同作者的贡献与责任。

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困境。在中国，当博士生被发现犯有不端行为时，其导师也将受到处罚。在最近的不端丑闻中，论文剽窃者被剥夺了博士学位，其导师遭降职并被禁止继续招收博士生。或者，让合作团队中的资历浅的学者受罚，而应为不端行为负责的资深科学家保留他们的地位和职务。一些人认为让参与合作的所有成员连坐负责可提高执法力度并防止替罪羊的产生；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责任转移是不公平且繁冗累赘的。

利益诱惑。中国的快速研究发展必须与诚信文化同步。将出版要求与学位要求、晋升或金钱奖励挂钩，可能会诱使研究人员做出不当行为。

3 中国遏制学术不端：零容忍

唐莉教授认为，中国要实现“世界级大学、世界级学科”的雄心，就必须遏制不端行为，培育诚信。现在预测所有的改革都会带来的变化还为时过早，但是政府已经表明了采取行动的决心。

近日，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压实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任务承担单位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主体责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从事科研活动的各类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等是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必须切实履职尽责，当好“第一责任人”。

7月31日，科技部印发《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以“零容忍”态度坚决遏制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科技活动违规行为。对于科学技术人员来说，12种行为被列入违规范畴。比如，在科学技术活动的申报、评审、实施、验收、监督检查和评估评价等活动中提供虚假材料，实施“打招呼”“走关系”等请托行为；故意夸大研究基础、学术价值或科技成果的技术价值、社会经济效益，隐瞒技术风险，造成负面影响或财政资金损失；抄袭、剽窃、侵占、篡改他人科学技术成果，编造科学技术成果，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违反科技伦理规范等。